对于万历政治的叙述，学界主流的叙事模式是首先讲张居正改革，然后讲对张居正的清算和神宗怠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因此导致明朝的灭亡，一再凸显“明亡于万历”，即张居正死后的万历时期。其中一些学者对张居正“人亡政息”遗憾不已，想当然地指望他的后继者能够延续张居正的作风与政策。同时对张居正“人亡政息”的原因简单地归于神宗的翻脸，而不提及张居正个人的因素。如言：“张居正虽然有远见之明，但再多的智慧与权谋，也敌不过皇帝的变脸。人在政在，人亡政息”。[1]黄仁宇也说道：“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2]
自神宗即位后，所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张居正与内廷勾结赶走顾命首臣高拱。该行为破坏了穆宗生前的顾命安排，在极短的时间里张居正由次辅变为首辅，极大地改变了隆庆、万历之际的政治生态，给万历朝政治带来了莫大的影响。第二件大事就是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的突然病逝，使万历初年的顾命政治局面因张居正倒在首辅岗位上而被动中止，使其未能按照穆宗的遗愿将皇权主动而又顺利地移交到神宗手中，对身后的万历政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两件大事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张居正与万历政治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头，一个是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学界简单地割裂张居正去世前后的万历朝政治，以片面的“改革”视角人为地将万历朝划分为张居正生前和死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如有的学者在全面肯定张居正的同时，一味地否定张四维等后继首辅，认为“张居正卒，张四维、申时行先后继为首辅，皆无格君之术”，其中申时行“继为首辅，其为祸尤大，万历政敝与其有莫大关系”，并对其柔软自守、循墨避事的品行大加挞伐，[3]而极力回避张四维、申时行等阁臣被张居正荐用的基本事实和应负的连带责任。事实上，自张居正夺取首辅之后，明朝政治便向弱化首辅权力的政治陷阱发展，张居正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开始，防止出现第二个张居正式的人物便成为万历政治的最大特点。张居正本人就没有指望自己的权力格局在其身后延续，对阁臣人选的过硬素质没有清醒的认识，未能选拔任用有担当、有能力、有品行的朝臣进入内阁，当然更谈不上对内阁制度的改革和对阁权的进一步强化。换言之，因顾命政治而形成的张居正的政治作风不可能延续下去，在这一特殊时期，张居正的表现只与张居正个人有关，随着张居正的突然病逝，所谓张居正的行政风格和特点必将消失，绝不可能延续下去。把这一变化的原因简单地推卸到神宗或后继阁臣身上，而刻意回避甚至无视张居正的责任，则是偏颇的。
尽管明朝政治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朱元璋等明代统治者能够深刻反思历史，吸取历史教训，不断改革政治体制，有效防范各类害政势力，制度的后发优势明显。在明初制度变革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朱元璋废除传统相权之举，这是学界所普遍认可的。至于废相是否具有积极作用和意义，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随着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把明代内阁简单地比附为传统相权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否定，相当一部分学者以动态的眼光来认识明代阁权的演变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分阶段认识阁权的变动趋势。总体而言，有明一代阁权经历了由弱变强和由强到弱的过程，但两头的“弱”，其形式与内涵完全不同。前一个“弱”，是废相之后内阁形成初期的必然现象。不难理解，内阁在废相后的政治挤压中艰难地适应着新的政治生态，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不断利用特殊的机遇来试图扩张权力。所以，此时的阁权之“弱”是常态，而非变态。后一个“弱”是相对于阁权在不断强化之后的一种状态而言，是一种变态，而非常态。明朝就在阁权由强变弱的变态中活力减弱，逐渐走向衰亡，其亡国模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明朝的阁权在嘉靖初年至万历初年的五十多年间达到了高峰，这是学界的主流看法。[4]具体而言，就是从阁臣张璁到张居正在职时阁权的表现形态。[5]在这一阶段，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等人在阁期间都与当时的皇帝关系密切，并得到皇帝的支持，成为明代历史上阁臣特别是首辅与皇帝密切关系持续时间最久的时期。尽管这一时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巨大的政治或军事危机，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中枢具有活力，内阁与皇帝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密切。
在这一时期阁权的强势扩张中，尽管有些人对阁权突破祖制而不断强化表示了担忧，但难以对内阁的强化趋势有所影响。在严嵩被罢免之后，徐阶为了迎合部分舆论，“谤先帝”，提出了所谓“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6]的“三语政纲”，试图借此来笼络人心，改变形象，但由于惯性强大，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强势阁权的走向。一些学者一再凸显此时的徐阶，把徐阶看成嘉靖、隆庆之际的栋梁，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认此时内阁的依然强大。徐阶之后的高拱和张居正继续强化阁权，首辅权力不断扩大，这应该是学界主流的看法。
对这一时期阁权的显著变化，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用“混斗”来描述，而忽视阁权的强化必然会引起政治系统的不适应和由此引发的系统内部的剧烈震荡，指望阁权的强化不经过内部的巨变而一步到位或朝夕完成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阁权强化的态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非阁臣的朝臣乃至一部分士人会有异议，即使阁臣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出现这些现象都是极其正常的，不足为奇。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嘉靖、隆庆、万历之际的阁权最终要往何处发展？明史学界对此问题的探索还远远不够。总体而言，从张璁到张居正，阁权是不断扩张的，但扩张毕竟还是有限的。从现有的认知水平来讲，学界一致的看法是在这一过程中首辅张居正时期的阁权达到了峰值，甚至超出了内阁的职权范围。正如王天有所言：“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虽然当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监督六部，就超出了内阁议政的权限，明显地把权力延伸到监督百官执行权的领域。所以张居正改革以失败告终，死后被抄家，罪名就是‘侵权’。”[7]张居正被大多数人所肯定，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誉为“宰相之杰”，事实上就是对明代阁权峰值的另外一种表达。如果这种认识能够成立，那就必须回答后张居正时代阁权走向这一重大问题，这是研究晚明历史必须正视的首要问题。
对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阁权由强变弱的时间，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在张居正之后。这种认识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简单地将张居正与其身后的万历政治割裂开来。事实上，由于惯性和特殊机遇使然，张居正时代既是阁权所能达到的高峰时代，又是阁权必然开始弱化的时代。
很多学者用“宰相之杰”来形容张居正的权势和地位，从阁权的高峰状态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理解时并没有看清问题的真相。与张璁、严嵩、徐阶、高拱等首辅相比，张居正执掌内阁的确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表面上看，此时首辅张居正如同摄政者，确实发挥着独特而又显著的作用。神宗的年幼使首辅张居正事实上具有辅政的权力和地位，此时内阁的作用与皇帝能够独立行使皇权时确实有明显的不同。换言之，万历初年的内阁就是“顾命内阁”，在特殊的时期具有特殊的使命。而这一顾命内阁本来的设计是集体顾命模式，而不是张居正一人的顾命模式。众所周知，经过张居正与内廷的勾结，强势而又有个性的顾命首臣高拱被赶走，高仪很快去世，三位顾命阁臣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人。这样，穆宗临终时安排的三人顾命模式瞬间就变成了张居正一人的顾命模式。特别是“顾命元臣”高拱“以片言谴罢，如叱一奴”，[8]是明代从未有过的政治现象，自然也是从未有过的变局。内阁集体的权力就变成了张居正一人的权力，这也是明代内阁演变中极为特殊的一幕。[9]毋庸置疑，有内廷支持且以顾命名义执掌内阁的张居正自然也就成为明代阁臣中空前绝后的权势显赫之人。但必须指出的是，张居正的这种权势绝不是阁权的常态，恰恰相反，是阁权的变态。在这一看似风光的政治权力背后，如果把握不好，将给万历政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不论阁权或大或小，也不论首辅和次辅地位有多大的差异，明代内阁不变的特征就是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尽管阁权的运行过程中有个别强势首辅出现，但在万历之前，这一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到了神宗即位之时，自张璁以来不断强化的阁权才因特殊的政情而发生了显著变化，正如《明史》所言：“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10]张居正以极为特殊的身份控制了内阁，掌控着朝政。长期以来，人们一再凸显的就是张居正所拥有的这一非常态的权力模式。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阁权，张居正并没有充分的自信。在他担任首辅之前，阁臣之间的权力争夺让张居正刻骨铭心，牢记教训，所以他要韬光养晦，藏而不露。一旦时机成熟，他就毫不犹豫，迅速出手，将对手置于绝地，使其难以东山再起，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张居正对高拱的前后态度的变化就集中反映出他的这一性格和作风。尽管张居正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其内心的恐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在增加。他担心像他一样的人在暗地里注视着自己，算计着自己，在力量聚集到足以下手时将自己置于死地，使自己又变成了第二个高拱。换言之，要使自己不再成为第二个高拱，就必须防止出现第二个张居正。这是张居正确保自己权力稳定而必须要全力实现的目标，也是张居正在获得首辅权力后所有行政行为的核心工作。
纵观万历之前的阁权演变，对现任首辅权力造成最大威胁的无外乎两种力量，一是比其资历深、被当朝皇帝看重的致仕阁臣；二是像张居正自己一样觊觎首辅权位、伺机取而代之的现任阁臣。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在张居正夺得首辅之后，健在的致仕阁臣有69岁的徐阶，68岁的吕本，64岁的赵贞吉，61岁的严讷、李春芳、郭朴和陈以勤，60岁的高拱，50岁的殷士儋等人，一共9位。其中对张居正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高拱，所以，他要竭力防止高拱的复出。其他8位对张居正威胁不大，要么年事已高，要么魄力不足。但即使如此，防范意识极强的张居正也不会掉以轻心。万历初年，在一次朝讲结束之后，神宗“顾辅臣，问阁臣吕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书兑至朝房，问曰：‘主上问尊公起居，何缘受知？’兑大恐，即上疏自罢，旋被内察。盖见上问及，恐其复用，故排抑之如此”，[11]从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对致仕老臣内心的极大恐惧，故必须严加防范，不能有所闪失。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在前往湖北葬父之际，“念阁臣在乡里者，高拱与己已有深隙，殷士儋多奥援，或乘间以出，惟徐阶老易与，拟荐之自代。已遣使报阶，既念阶前辈，己还，当位其下，乃请增置阁臣”。[12]由于张居正的严防死守，故没有出现嘉靖前期启用谢迁、杨一清、费宏和隆庆年间召复高拱等现象。可以说，在防止启用致仕阁臣方面，张居正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这一势力对张居正的阁权不会构成丝毫的威胁，确保了张居正始终以唯一的老资格身份掌控着万历初年的内阁。
就第二种情况而言，是张居正防范的重点。当三人集体顾命的阁臣变为张居正一人顾命时，如何构建万历新朝的内阁，将是考察张居正是否具有政治远见的关键之处。换言之，在确保张居正权力稳定的前提下，如何组建后张居正时代的万历内阁，应该是张居正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当然也是首要问题。人们应该清楚张居正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前提在于有较大空间的独断权力，即在内廷支持下能够独享阁权。所以说，独享阁权既是张居正有所作为的主要原因，也是张居正对万历政治造成深度影响的主要原因。
与明代所有阁臣不同的是，张居正在选用阁臣时完全是在白纸上写字，自己能够一手操控。但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张居正在这一关键环节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将其狭隘、自私、短视的一面暴露无遗。为了防范现任阁臣对其阁权的威胁，张居正用尽了心机，利用自己独掌内阁的特殊时机，独自选任阁臣，将性格柔弱、不敢担当甚至善于伪装且能讨好自己的人选入内阁，避免像张璁、夏言、高拱和自己一样的强臣进入内阁，完全改变了选用阁臣的传统。隆庆六年(1572)六月二十三日，顾命阁臣高仪去世，第六天，即二十八日，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万历三年(1575)，礼部尚书张四维入阁。万历六年(1578)，礼部尚书马自强和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入阁。张居正临终时又密荐致仕的礼部尚书潘晟和现任吏部侍郎余有丁入阁。诏令此二人入阁的第二天，张居正病故，远在浙江的潘晟因“秽迹昭著”“舆情共恶”而遭到严厉的弹劾，未能入阁，[13]故被张居正推荐入阁者共五人。现将这五位阁臣的行事风格列表说明如下：
姓名
行事风格
材料出处
吕调阳
张居正当国，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张四维
高拱为首辅时，张四维“干进不已，朝士颇有疾之者”。因张居正推荐入阁，“谨事之，不敢相可否，随其后，拜赐进官而已。”
《明史》卷二一九《张四维传》
马自强
虽持正，亦不能有所为，守位而已。
《明史》卷二一九《马自强传》
申时行
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蕴藉不立崖异，居正安之。
《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余有丁
性阔大，喜宾客，不设城府。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五，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己丑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与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前期共事的这五位阁臣中，没有刚强之人，不可能与张居正相抵牾。《明史·张居正传》认为：“当是时，太后以帝冲年，尊礼居正甚至，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14]张居正的个人意志因此能够得以推行，故《明史·申时行传》论道：张居正“揽权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15]《明史·张四维传》亦言：“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16]在回湖北葬父之时，小事由张四维“代拟旨，大事则驰报居正于江陵，听其裁决”，[17]被边缘化的吕调阳则“坚卧称疾不出，累疏乞休”。[18]张居正因此开创了首辅个人独断的新例，明朝的决策中心便由北京转移到了湖北江陵，为明代空前绝后之事。可以说，万历前期的内阁，表面上是集体内阁，实为张居正一人的独裁内阁。长期以来，人们所赞誉的张居正的权力，其实就是这种极不正常的独裁阁权。在这一政治生态中，与张居正共事的阁臣为了自保，职如纸糊，形同泥塑，在张居正面前唯唯诺诺，故皆能在表面上与张居正暂时和谐相处，确保自己权位的稳当，以防被张居正赶出内阁。正如商传所言：张居正“是强势的，在他把持的内阁中，实在容不得任何强者的苗头”，“伴随居正而去的还有内阁的权威的丧失，留下的只是举朝的茫然”。[19]
毋庸置疑，在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缜密设计和刻意实践中，张居正利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完全实现了自己的预定目标，暂时确保了自己阁权的绝对安全。与高拱的失败相比，尽管张居正较好地解决了自己与后宫和太监的关系，但同样没有解决好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明神宗实录》的编纂者论道：神宗“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而顾命之臣，自负付托之重，专行壹意，以致内猜外忌，同列阴行其谋，而内竖黠者，亦谋间旧以自固，相比伺衅，骤移两宫之意，而权复偏有所归。后先同辙，相寻以败。专擅之疑，深中圣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重恣行如初年者。主术所操，犹为得其大也”。[20]与世宗即位之初必须围绕新帝建立新秩序一样，万历初年也必须围绕神宗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是当时的头等大事，高拱与张居正等阁臣必须处理好旧有阁臣与新皇帝的关系，否则下场将与杨廷和等旧臣一样，甚至更惨。但他们二位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是他们最大的政治失误。而张居正为了维持自己的首辅权力只能与太监勾结，政治风险更大，故比高拱付出的代价更高，受到的清算更严厉。
在张居正成功防范出现第二个张居正之后，后张居正时代无缝对接，对防范出现第二个张居正采取公开和严厉的手段，不遗余力，也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张居正的政治作风不能延续深表不满，并对反对张居正的势力大加挞伐。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张居正的权势只属于张居正个人，张居正的行事作风也只属于张居正个人，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效法。除了前述被张居正推荐选拔的阁臣自身软弱之外，张居正的死，意味着万历初政即顾命政治的结束，这是万历政治的一大变化。要在张居正死后还要延续其行政风格和特点，即要延续顾命政治，完全是不切合实际的臆想，既是对万历前十年的误读，也是对后张居正时代的误读，当然归根结底是对明代政治的误读。正是因为强势的张居正选择的都是弱势的阁臣，所以在他之后就根本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张居正来推进自张璁以来不断强化的阁权。也就是说，是张居正自己阉割了万历初期的内阁，使后继者既无心也无力来延续张居正式的阁权。正如刘志琴所言：在张居正身边的次辅张四维、申时行是“居于六部之上的内阁重臣，是主导政务的政治家，也是能不能继续坚持新政的关键人物，对这要害人物，张居正一个也没有看准”。[21]特别是为了与张居正彻底划清界限，避免使自己成为第二个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等阁臣坚决站在张居正的对立面，向天下表明自己绝不做张居正式的阁臣，自然也就不会成为第二个张居正。如张四维“曲事居正，积不能堪，拟旨不尽如居正意，居正亦渐恶之。既得政，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22] “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23]其与申时行“务为宽大”，“罢居正时所行考成法”，[24] “以次招收老成，布列庶位，朝论多称之”。[25]摆脱顾命束缚的神宗也“乐言者讦居正短”，[26] “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27]正如夏燮所言：申时行“在阁九年，政令务承上指，不能有所匡正。又惩居正综核之弊，一切务为简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云”。[28]死后的张居正受到皇帝和阁臣的全力碾压，尽管得到了后人的同情乃至喊冤，但却无法跨越现实的政治。
神宗君臣对张居正的清算在于试图结束张居正高压的顾命时代，不论张居正利用手中的强权做出了多大的政绩，在朝野上下皆要求结束其顾命政治的期望和呼声之中，清算张居正在短时期内符合民意。如对申时行沿用张居正密荐阁臣的做法，吏部尚书陆光祖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旧制，阁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荐，恐开植党之门。”[29]而从申时行密荐的赵志皋和张位两位阁臣上任后平淡的政治表现中，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密荐阁臣的弊端，所以，朝野强烈要求摒弃张居正的做法，杜绝“植党树援”“挟私”用人的再次出现。御史钱一本对张居正死后强势阁权的延续提出了批评，认为“朝廷之政，辅臣安得总之？内阁代言拟旨，本顾问之遗，遇有章奏，阁臣宜各拟一旨。今一出时行专断。皇上断者十一，时行断者十九。皇上断谓之圣旨，时行断亦谓之圣旨”，进而指出：“我国家仿古为治，部院即分职之六卿，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有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国家命相之大任，仅为阁臣援引之私物。”[30]由于张居正自身不正被攻击，故一些朝臣将其与严嵩败政行为相提并论，如钱一本认为：“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开门受赂自执政始”，“故自来内阁之臣一据其位，远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败不止。嵩之鉴不远，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鉴不远，而时行又蹈之。继其后者庸碌罢驽，或甚于时行；褊隘执拗，又复为居正”。[31]
要结束顾命政治，清算张居正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专制政治的正常现象。学界需要理性探究的问题应该是为何被后人夸大能耐的张居正难以幸免。人们在讨伐反张的各种势力的同时，难道就不能正视张居正本人的责任吗？在担任首辅之时，他一方面把其他阁臣不放在眼中，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视为无有；另一方面，挑选的阁臣都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怯懦之人，无振兴之意，无担当之能。人们对后继阁臣无能的讽刺挖苦，事实上是对张居正所选阁臣的嘲弄。如张四维就是张居正与冯保联手选入内阁的。据《明史·张四维传》记载：“四维家素封，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武清伯李伟，慈圣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维结为援。万历二年复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请增阁臣，引荐四维，冯保亦与善，遂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赞机务。”[32]张四维的入阁，集中反映出万历初年的政治生态，其与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三方都有良好的关系。但让张居正根本想不到的是，他是在选拔自己的掘墓人。人们对后张居正时代的一再讥讽，事实上就是在揭露张居正的无能。目前学界对万历朝研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人为地割裂首辅张居正时代与后张居正时代的关系，无限度地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并因此导致张居正的研究止步不前。
张居正刻意推选的阁臣确实在其生前给足了面子，既没有冒犯自己，也没有像张居正那样在背后捣鬼而暗算张居正，使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得以稳定。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权势的短视行为，是张居正最大的政治失误。张居正只顾自己的行政，而忽视身后政策的延续；只顾自己的权位，而不防后继者的背叛；只顾自己为所欲为，而无视后继者的厌恶与疏远。神宗为什么能够轻易地发动对张居正的持久清算，根本原因就在于张居正无力平衡各种关系，无力凝聚人心，无力培养忠于自己的政治势力，无力延续自己的风格。他应该明白，自己的权势不可能被其后继者所沿袭或复制，他的离世必然标志着政局的巨变和顾命政治的结束，无人能够填补他的空白。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论道：“张居正施行了以强化对六科管理体制为内容的考成法，想封住批判政治的言论。但是，在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接掌内阁的申时行事实上废止了。因为以他的政治力量，怎么也难以维持这样的体制。”[33]商传亦言：“自居正去世，内阁再无权威所言。一个失去内阁权威的明帝国，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政府管理。治国方面先天不足的明神宗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担负起国家管理的责任。”[34]
反对和清算张居正，客观上就是在削弱阁权。此前高拱虽以“专擅”之名被驱逐，但张居正并没有开展对高拱“专擅”的清算，也没有像徐阶之于严嵩提出所谓的“三语政纲”来糊弄舆论，而是喜欢高拱式的“专擅”，而且是越“专擅”越好。但在张居正之后，清算首辅的“专擅”再不是虚晃一枪，走走过场，而是全面的、切实的、持久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这一运动中，各方势力的认知高度一致，连张居正所选的阁臣都集体背叛，主张削弱阁权，避免再次出现张居正式的人物。万历十二年(1584)，申时行向神宗疏言：“照得阁臣之设，所以备顾问，赞枢机，其务至繁，其职至重，必登延哲乂，广集众思，乃可以裨翼皇猷，弼成治理。仰惟皇上聪明天纵，总揽权纲，万化聿新，百废具举，臣等才疏识闇，莫能仰佐下风，近又该臣余有丁病故，止臣等二人在阁，一应事务，窃恐办理不前，有负任使。今在廷诸臣人品学术，俱莫逃于圣览，伏乞皇上断自宸衷，简求贤哲，以充是任。或查照旧例，敕下吏部，会同九卿科道官推举，上请圣明简用，以昭公道，以服舆情。”神宗允准，“着便会推堪是任的五六员来看。吏部知道。”[35]这样，就完全改变了张居正秘密推荐的做法，恢复公推使被推阁臣有了独立感，不再对首辅心怀感激而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亦即不再属于首辅的附属者。然而由于对张居正的过度清算，内阁地位和作用的迅速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对此，阁臣叶向高倾吐了自己尸位素餐的尴尬处境，说道：“自不肖受事以来，六曹之政，绝未尝有一语相闻，甚至上疏之后，揭帖亦无，直至发拟，然后知之。仓卒之间，无从商榷，直以意为之票答而已。至于事有壅格，则无人不相委罪，即六曹亦云：‘吾疏上已了矣，其得旨与否，阁臣事也。’故尝谓今日人情，论事权，则共推阁臣于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论利害，则共扯阁臣于事中，惟恐有一毫之躲避。其难易苦乐已大失其平矣。而事无大小皆须催请。催请稍迟，便相督过。每日阁揭，常数十上，至有一事用二三十揭，而谭者犹病其缄默也。岂不困哉！不肖无聊之中，每思高皇帝罢中书省，分置六部，是明以六部为相也，阁臣无相之实，而虚被相之名，所以其害一至于此。”[36]
与所有阁臣特别是首辅不同的是，张居正遇到的神宗是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在张居正去世后神宗又有38年的在位时间。由于神宗同样对张居正恨之入骨，所以张居正不可能被神宗所平反。“终万历朝，无敢白居正者”。[37]在反张运动持续而又深入进行之中，明代中枢政治受到致命打击，在张居正之后，再无强势阁臣出现，政治环境为之大变。于慎行说道：张居正死后，“太后惮上威灵，不复有所谕，辅导诸臣，亦不敢极力匡维，而初政渐不克终矣。江陵自失臣礼，自取祸机，败在身家，不足深论，而于国家大政，有一坏而不可转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过甚，则一发而溃不可收，辟如张鼓急则易裂，辟如壅水决则多伤”。[38]尽管防范出现“专擅”的第二个张居正的目标实现了，但在这一过程中，明朝也就同步走向衰亡。看似热闹的晚明其实就像迷失方向的破船漫无目的地乱撞，“当事者痛饮于危墙之下，歌笑于漏舟之中”。[39]孟森认为：“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40]此言虽有一定道理，但“无臣”并不是缺少人才，而是朝臣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机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内阁制度的破坏和由此导致的人心涣散。天启元年(1621)，御史袁化中认为当时的政治是“宫禁渐弛”“言路渐轻”“法纪渐替”“贿赂渐章”“边疆日坏”“职掌渐失”“宦官渐盛”“人心渐离”，[41]可谓一针见血。在熹宗折腾之后，要凭崇祯皇帝一人的单打独斗根本不可能阻止明朝灭亡的趋势。对此，崇祯五年(1632)兵部员外郎华允诚就有清醒的认识，他说：“窃见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百工执事鞅掌拮据于下，勿勿孜孜，日不暇给。而法令滋章，臣民解体，人才荡尽，根本受伤，此臣所谓可惜可忧者也……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本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42]正是由于内阁的疲软和阁权的流失，明朝政治中枢失去了支柱，其他力量没有能力填补空缺，导致议论纷扰，“书生误国”，无人担责。黄仁宇论道：万历时期“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43]高寿仙亦言：“皇帝权威的下降和党社运动的活跃，也未能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反而干扰了朝廷解决问题的能力。”[44]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的生态中，指望明朝在自身不保的情况下带领17世纪中叶的中国进入新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对晚明社会“新因素”的放大和鼓吹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晚明史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注意了明代新因素的出现，而极少关注明代政治的真正走向。事实上，16—17世纪的明代社会变迁是缓慢的，传统政治仍然起着极大的作用。明代政治中枢与社会如何互动，是研究晚明社会变化的核心问题。后张居正时代阁权的衰落使朝廷控制社会的能力迅速下降，即明代国家的领导力越来越弱，而当时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产生新的力量来弥补这一权力巨变中的真空，相反依然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也就是说，晚明时代并不意味着需要一个弱化的中央集权，否则，面对日益繁杂的内外情势，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强有力的政治引导。在晚明时代，强力的行政中枢决策仍然是第一位的。而在防范出现第二个张居正式的“专擅”阁臣的集体无意识的喧嚣中，除了张居正个人及家族遭遇无情的打击和羞辱之外，明朝政治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影响深远，教训深刻。可以说，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喧嚣与争闹之中，反映出晚明社会的迷茫与无奈。在防范第二个张居正所导致的政治中枢弱化的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都不会成为赢者，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来承担挽救明朝颓废衰亡的历史重任。
在神宗即位以来的明代历史演变中，不能因为张居正有功而完全忽略张居正个人所应负的责任。在张璁之后，明代内阁功能的弱化从张居正夺取首辅的那一刻就开始出现了，只是张居正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未来政局的巨大影响。张居正生前与身后两个阶段防范第二个张居正出现，都真正达到了各自的目的。所以说，从张居正赶走高拱而防范第二个张居正出现开始，标志着晚明政治的开端，自然也是晚明政治的最大特点。长期以来，学界以“改革”的视角来认识张居正的思维模式又极大地掩盖了这一现象，导致对张居正的认识过于片面，并对晚明政治缺乏深度认知和理性反思。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讲，“明亡于万历”其实就是亡于万历时期内阁制度的破坏，而这个起点并不是在张居正去世之后，而是在张居正夺取首辅之时。不论是首辅张居正，还是亲政后的明神宗，他们严防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事实上都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冲击着内阁制度，使嘉靖以来不断增强的内阁中枢化进程被打断，并发生逆转，不可收拾。“明亡于万历”表明明朝的灭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枢政治出现了严重的故障，自身又无力修复。长期以来，学界以张居正个人来命名万历新政，一再凸显所谓“张居正改革”，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张居正在万历初政中的绝对影响力，年幼的皇帝处于被架空的状态，使万历初政在张居正个人权力的异化中逐渐走向不可控制，延至崇祯时彻底崩溃。
作者简介：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与西部边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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